众所周知，沈从文是现代著名小说家。100年前的1922年，这位来自湘西的农家青年“北漂”来到京城后，以一批有着鲜明湘西农村烙印的小说闯入文坛，成为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沈从文年仅47岁，正是风华正茂、精力旺盛的年龄。在许多人看来，沈从文正好可以像老舍那样，步入另一个创作高峰，成为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民艺术家”。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除了偶尔有几篇散文发表外，再也不写小说了，从文坛销声匿迹。在那以后，沈从文由北京大学转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期从事文物、古代服饰研究工作，最终由作家身份变成了一名服饰考古研究学者。
沈从文之所以在1949年后不再写小说，与郭沫若一篇文章有关。
一
悠悠往事，得从1930年说起。
1930年，沈从文前往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在这里，沈从文度过了8年时间。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有分量的小说作品，奠定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威望与日俱增。
此前，创造社、太阳社一批作家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号，宣布“五四”一代作家已经落伍，被时代抛弃。郭沫若正是创造社的主将。沈从文作为“五四”作家的代表，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1930年，沈从文在《日出》杂志第1卷第1期上发表《论郭沫若》，直截了当地批评郭沫若“创作是失败了”。沈从文进而评论，“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在短篇的作品上，则并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恰当的描写减去其长”……
郭沫若虽然以诗歌走上文坛，却也写了不少小说。沈从文将他的小说创作贬损得几乎一无是处，自然让他肝火大动。
1931年，沈从文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说：“三人（郁达夫、张资平）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在沈从文眼里，郭沫若的小说比郁达夫和张资平还差劲。
二
郭沫若的回复似乎迟了些，但却更有力度。
1948年2月10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斥
反动文艺》。在这篇文章里，郭沫若以严厉的口气批评了“红黄蓝白黑”5种“反动文艺”。沈从文作为“桃红文艺”的代表，遭到了郭沫若一支大笔的横扫。与沈从文《论郭沫若》里文学批评不同的是，《斥反动文艺》的调子是致命的。
就从这一刻开始，沈从文预感到文坛将发生剧变，在给一位青年作家写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这时候，他萌发了“搁笔”的想法。
1949年1月，时代的尘埃终于落到沈从文头上。这一年，北京大学墙报上出现了郭沫若的《斥
反动文艺》文章和声讨沈从文的标语。沈从文承担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一度在家里割腕自杀，幸好被家人发现，及时救治，挽回一命。但此后沈从文心灰意冷，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写道：“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
但无论如何，还是得生存下去。充其量，是换一种生存的方式。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沈从文再也无法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了。他通过好友丁玲的斡旋，将自己的工作岗位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又掉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把自己埋进故纸堆，潜心研究千百年前的文物，不问世事。
反过来讲，这对沈从文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借此躲过了一些灾难，又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再写小说的沈从文，成为了一名服饰考古研究学者，出版了既有分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6年，文物工作者正是根据沈从文的指点，才主持修复了全国第一件恢复成原样的金缕玉衣。
正应了一句老话：“福兮祸所依。”
有意思的是，1981年，沈从文这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正是由郭沫若亲笔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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