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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网易财经智库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编辑|崔亦鑫 主编|杨泽宇

《经管访谈录》是网易财经智库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出品的高端财经访谈节目，该节目汇聚了经济管理领域的知名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管理的未来发展之路，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为经济研究增添活力，为企业家提供价值坐标。

NO.03 对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2024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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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要点速读：

有些人对创新的理解过度狭隘。不要对创新做太多的限制。我们需要营造宽松的环境，不要对企业求全责备。过度地要求企业必须做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事，不利于中国新旧动能的转换。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同一类的创新，比如人人都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则最后那些探索未来的创新就会被挤掉。

以下为对话要点精编：

一、理解新旧动能转换

最重要的是纠正对创新的认识

有些人对创新的理解过度狭隘。不要对创新做太多的限制。我们需要营造宽松的环境，不要对企业求全责备。过度地要求企业必须做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事，不利于中国新旧动能的转换。

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增长，唯一可持续的动力就是创新。而创新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也有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这两者缺一不可。

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有多个种类。一类是用于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了解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它；还有一类是“探索未知”：我们一般不知道要创新什么，但是最后成果出来后，满足了过去没有被满足的需求。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

未来我们希望能有更多从0到1的创新，同时也要充分发挥自己从1到N创新的优势，比如我们的大市场、充沛的人力资源等，这些都是我们从1到N创新的优势。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同一类的创新，比如人人都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否则最后那些探索未来的创新就会被挤掉。

除此以外，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让消费者得到了更加合宜的产品和服务，对经济增长也有贡献；这些企业缴纳的税收，使得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创新能力得到保障。

所以，不要按照某些人自己的标准，进行特别严厉地评判。我们要鼓励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各个方面进行创新，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我对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先立后破”

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政府决定一切

不能简单地把“先立后破”理解成政府决定一切。“先立后破”是必要的，否则“破”了以后还没有“立”，那就没有供应了。我们要创造好条件去“立”，在“立”的基础上去“破”。

比如在绿色转型领域，“立”不仅是要建太阳能发电站、风能发电站等，还需要电网的改造，让其更加智能化、坚强化，让价格机制能更好地鼓励有利于绿色转型的行为；也包括需求侧的响应，比如让人们在绿色发电比较多的时候多用电，在其他的时间少用电等。所以,“先立后破”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怎么立怎么破，还是希望市场能起更大的作用。因为要协调的各方太多了，完全靠行政手段不一定能做好。

三、2024年中国经济

房地产是较大的变数之一

2024年，我们仍然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其中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未来它还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我们还要为它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对它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可能会变小。

房地产可能是最大的变数。前两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均在-9%左右，2024年能不能实现触底回升，这是关键的指标。我们不期待房地产能够像过去那样快速地增长，但是我们希望现有的存量能够更快地得到消化，让这个产业不会给我们带来金融风险，并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具体来说，有些年轻人、新市民买房的压力很大，我们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政府能不能从市场存量中，出钱买一批房子？如此一来，本来是开发商建设的商品房，经由政府买下，变成了政策保障房。

当然政府的财力从哪儿来，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需要一定的平衡，如果政府不这样做，最后若金融体系出问题，还是要财政来兜底。

四、地方债

要有针对性地分类解决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财政压力，相对来说，中央政府的财力还较强一些，中央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是22%，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所以有人说，应由中央政府来帮助地方政府减轻其债务压力，地方政府恢复财政能力以后，就可以去还欠企业的债，这都是正面的影响；但是也有人担心产生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或者说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产生财政依赖性——期待做什么中央政府都会给兜底。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应该分类解决，一共分为三类。

一类是结构性债务。这类地方债的起因是制度问题，比如税收政策等。地方政府做事情是有规则的，尤其是一些刚性的保运转，比如财政供养人口等都是有数的，如果地方政府按照规则来做事，但是还出现了赤字，这就是结构性债务。

所以，地方政府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下来。若是它欠下很多债务，那它便无法可持续地运转。对此，我们要考虑增加一些新收入，削减部分支出项，以及更好地利用地方资产，来填补这个不平衡。

具体来说，增加收入要靠GDP的增长；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有没有一些不该支出的地方？尤其是地方政府抱怨比较多的事，比如有时候中央出政策，地方要买单，这样就带来了额外的支出。这部分支出是不是要有所控制？

第二类债务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造成的。地方政府在很多事情上有自由裁量权，比如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由于投资回报率低而造成了一定的债务压力。所以，地方政府在投资时，应该承受一定程度的压力，从而杜绝政府乱投资行为。

如果我们对地方政府考核，不仅仅是看它当年的GDP增长是多少、当年的税收是多少，而是也看它当年和未来的债务是多少，这可能会催生部分改变。

另外，地方政府在投资基础设施的时候，也要对其成效进行评估。如果是一个收费的设施投资，我们可以要求建设的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要来自于收费收入。比如收费公路，如果没有车通行，它就收不到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倒逼地方政府在投资基建前做更加科学精准的评估，所以要改善地方政府支出的指挥棒。

第三类债务是难以预估也难以控制的财政压力，比如意外事件带来的地方政府的超常债务。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意外事件带来的财政赤字，债务量级并不小，建议由中央兜底偿还，因为这种债务的偶发性和不可控制性，中央兜底不会造成道德风险问题。中央债务会增加，但是GDP的增长速度也会加快。

我们考虑中央政府债务的时候，不能只看静态的数字，而是要动态地观察。如果中央政府发了更多的债，从而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的观察焦点就应该在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子增大了，如果分母增加得更多，那么债务率也就没有增加，债务风险也就不会很大，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思维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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