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草生产：屯田盛行并制度化
曹魏屯田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首先在许昌周围进行了试点并“得谷百万斛”，而后推广至州、郡各地，取得了“所在积谷，仓廪皆满”的良好效果，继而又在淮南屯田。虽然曹操屯田制的施行是受“岁饥旱，军食不足”的形势所迫，某种程度上可谓无心插柳之举，但却成为曹魏“无运粮之劳”而能兼并群雄的主要原因之一。
曹魏势力范围辽阔，南征北战之际少有粮草之忧，不仅得益于四通八达的运输通道，而且仰赖于屯田制的丰硕成果。尝到了甜头的继任者们也都不遗余力地推广屯田制：魏文帝曹丕“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司马懿主政时，更是认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何以积谷，唯有屯田，所以“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颖之南北，万余顷”。
曹魏的屯田制俨然成为一项一以贯之的国策，不仅为军事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为其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东吴屯田
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东吴“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这则史料记述了东吴零星屯田可能的最早时间。
一般认为东吴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屯田，这一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这里的“增广”之说，一方面印证了屯田在东吴早已有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屯田进展缓慢，时隔22年才得以大范围推行。
赤乌年间，又在毗陵（今江苏常州）屯田：“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据此推测，当时在毗陵屯田的人数应当不低于5万，就那个时期的人口规模来说，其声势不亚于一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实际上，东吴屯田的劳动力来源除了本土官兵、百姓外，还有南迁流民、山越、武陵蛮和岭南的少数民族；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东吴甚至不惜以掠夺曹魏人口为目的发起主动进攻。
江淮一带是魏、吴军事拉锯战和屯田后勤战的活跃战场，一度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吴人大佃皖城（今安徽安庆）图为边害，浑遣杨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稻苗四千余顷。”然而与曹魏相比，关于东吴屯田成果的描述在史书中较为鲜见，更多的却是对于三国后期东吴屯田兵民赋税过重的怨声载道。
东吴学到了屯田之“术”却忽略了屯田之“道”，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与骄奢淫逸造成了东吴屯田虽渐成气候但回天乏术，其灭亡命运不可逆转。
蜀汉屯田
相较于曹魏和东吴，蜀汉沃野千里，人口稀少，又有蜀锦、井盐等商品畅销三国各地，正所谓“蜀本天府，颇无屯田之必要也”。
其屯田主要发生在北伐期间，是为应对粮草补给不济的权宜之计。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首次北伐前于《出师表》中叹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为此他“出屯汉中”，这似乎也是蜀汉屯田的起点。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发动最后一次北伐：“亮每患粮草不济，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从这一史实中，我们能看到蜀兵屯田的方式是融入百姓。
此外，抛开政治斗争因素，姜维沓中屯田也是“蜀道难”和北伐战线过长双重障碍下后勤补给不畅的无奈之举。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给了汉室后裔一隅偏安之地，也为其最早败亡埋下伏笔。
从屯田地域范围看，曹魏主要在淮河沿岸和广大中原地区，东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和南方落后地区，蜀汉主要在汉中、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沓中（今甘肃舟曲县）。
屯田在三国虽均是为战争服务，但其意义也有不同：对曹魏是休养生息，可以看作集约发展；对东吴是开疆拓土，可以视为粗放发展；对蜀汉是权宜之策，无益增强自身国力。曹魏屯田与吴蜀不仅约有30年的时间差，而且屯田功效迥异，由此观之，三国结局难道不是早已注定的吗？
二、粮草运输
三国时期，军需粮草的陆上运输极为频繁，攻袭运粮队伍或储粮基地迫使敌方不战而败的战例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官渡之战。
后世大多只知乌巢一炬之下，袁绍粮草焚尽，曹操大获全胜。其实在战争相持阶段，曹操面对精疲力竭的运粮士兵，曾以“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之言进行安慰；若非荀彧力谏，曹操几乎因“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而班师。
这场大战中，粮草运输与仓储安全问题导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其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这一时期，蜀汉的陆上运输最值得探究。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主张“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经由子午谷直取长安（今陕西西安）。
考虑到“兵贵神速，出奇制胜”，这五千精兵应均为骑兵；而骑兵随身携带口粮的粮草运输方式则只适用于快速机动的进军方略。力求稳扎稳打的诸葛亮没有采纳这一计策，为历史留下了一片遐想空间。为应对崎岖难行的蜀道，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时“围祁山，以木牛运”。
曹魏官员反对进军的理由侧面说明了蜀道之难：“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已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已多”。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期间发生了一场让后世略知三国历史者都不禁扼腕叹息的蜀汉内部政治斗争——李严假传圣旨，北伐无疾而终。
这个事件更是表明艰辛的蜀道运输对战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原委如下：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
秋夏之季，值天霖雨，运粮不济，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更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司马懿深知蜀汉的软肋是粮草运输，还曾断言：“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而史料诸如“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的记述也印证了司马懿的判断。
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蜀汉之所以能产出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是受川蜀道路过于崎岖所迫。
诸葛亮的继任者意识到五次北伐之所以都告失败，罪魁祸首可能是“猿猱欲度愁攀援”的蜀道，故而曾欲改走水路进军。
蜀汉延熙三年（公元240年），蒋琬“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上庸（今陕西安康、湖北十堰）”，但因旧疾复发，这一方略只停留在谋划阶段。
陆上运输成本、时效上的劣势在蜀汉北伐中暴露无遗，连颇具神秘色彩的木牛、流马都未能让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通畅十之一二。
总之，蜀汉深陷战线长、路难行造成的粮草运输困境，其军事后勤供应链堵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运输。面对综合国力强盛的曹魏，无论诸葛亮的持重谨慎、魏延的奇谋偷袭还是蒋琬的水路进军，都难以扭转三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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