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由于频繁的战乱和政治动荡，财政逐渐恶化，导致铸币泛滥。过度铸币又导致通货膨胀，同时赋税加重，民众负担沉重，国家经济逐渐陷入困境。
可惜，在帝国经济运行即将崩溃的危急关头，当时的东汉皇帝——汉灵帝，非但没有积极补救，反而对本已脆弱不堪的货币体系给予致命一击，创造性地搞出了骇人听闻的——卖官鬻爵。
虽然买官卖官以前就有，但汉灵帝赋予了全新内涵，并摸索出一整套有章可循的规则。刚开始卖官，汉灵帝多少有点扭捏，公开叫卖的主要有关内侯、虎贲、羽林等爵位和职务，像三公九卿等重点岗位只是偷偷卖，三公每个千万钱，九卿每个五百万。
结果不卖不知道，一卖吓一跳，权贵子弟买官需求非常旺盛，财政收入得到显著增长。
受到供需关系影响，官位标价应声大涨。起初卖五百万钱的九卿，很快飙涨到二千万钱。尝到财源广进的甜头，汉灵帝索性放开手脚不要脸，不仅把三公九卿等重点岗位加入到公开售卖行列，连官吏的正常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要支付卖官标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为了确保卖官产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汉灵帝还创造性地发明出分期付款、打折优惠、竞标拍卖等多种模式，推动卖官鬻爵进入历史新高度。
曹嵩（曹操的父亲）是卖官政策的受益者。
曹家钱财多，能用钱摆平的事，从来不叫事儿。公元187年，主管铸造货币工作的大司农曹嵩，也不知从哪搞出的一亿钱，以碾压性优势竞标成功，买下三公之首的太尉。
如果赶上曹嵩这样愿意买官又不缺钱的金主，皇帝和大臣自然其乐融融，可朝廷主动任命的官员也强行收钱，画风就很难和谐了。
刘陶是卖官政策的受害者。朝廷任命刘陶为京兆尹，却要收取上千万的到岗费。刘陶两袖清风，没钱买官也耻于买官，气得称病不办公。
由于刘陶是汉室宗亲，又在黄巾暴乱前举报过张角是恐怖分子，表现得很忠心。汉灵帝不好撕破脸皮，钱不交就算了，但京兆尹这种能卖钱的实权岗位得腾出来，改任谏议大夫吧。
鉴于先到任后交钱有弊端，容易形成坏账。汉灵帝及时改变游戏规则，要求先交钱再上任。朝廷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不幸赶上新政。清廉奉公的司马直气愤不已，斩钉截铁表示，我没钱。
朝廷表示，你是名士，给最大优惠，减免300万钱，可以吧？
司马直仍旧表示，我真没钱。朝廷坚持表示，你是名士，让你分期付款，可以吧？司马直无奈表示，生病不能办公，官不当了。朝廷无赖表示，你是名士，这官必须你当，不当也得当，卖定你了！
要么沉默，要么抗争，义愤填膺的司马直选择后者。司马直怀着对东汉帝国的赤胆忠心，写下一封抨击奸佞宦官乱政的奏章后，愤而吞药自杀。
卖官竟把大臣逼死，一时朝野震动，厚皮厚脸的汉灵帝都有些不好意思，下令暂缓催缴卖官款。
然而司马直的壮烈死谏，并不能改变汉灵帝靠卖官鬻爵发家的决心,没过多久，汉灵帝的卖官铺重新开张，生意照旧。
司马直不能枉死！谏议大夫刘陶拍案而起、直言上书，列举朝廷诸多弊政，愤怒痛斥不法宦官。可惜，有原则有底线的忠臣，永远斗不过没原则没底线的奸佞。
刘陶奏章的文采再好、论据再充分，也比不过张让等宦官的一句诽谤：“尊敬的陛下，当年刘陶说张角是叛逆，他怎么知道？莫非与张角早有来往？”刘陶怎么也想不到，忠心无二的举报，反而成为通贼铁证。
面对如此没有底线的对手，等待刘陶的只能是，阴冷、潮湿、血腥的黄门北寺狱。
这所由宦官掌管的臭名昭著的监狱，从“党锢之祸”的士人领袖李膺，到黄巾叛乱后上书直言的张钧、向栩，不知多少忠臣惨死于此。
刘陶泪如雨下、仰天长叹：“恨不能成为伊尹、太公那样的功勋名臣，只得与死谏忠臣作伴了。”不肯受辱的刘陶，愤然绝食而亡。
为了卖官敛财，汉灵帝把一个又一个忠臣都逼死了，脸都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东汉帝国无可避免地陷入铸币泛滥，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铸币泛滥，导致更加通货膨胀的无解死循环。到汉献帝时，董卓专权，铸行无文小钱，制造粗劣，使得币制越发混乱，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后一次铸钱。不久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不得不说，国家经济体系的运行非常复杂，并非手握印钞权就可以万事大吉、为所欲为，就有花不完的钱。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民生，照样会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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