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至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刀客横行，但更多的是打着刀客这一旗号劫掠百姓、滥杀无辜的江洋大盗和悍匪，其中，
       “双头刀客”杜辛富更是以残害89人的恶行逃窜在外，被他戏耍的日伪政府和国民党警察局一时间竟是束手无策。


       开启抓捕计划：张狂残暴，终惹眼目
       1905年，杜辛富出生于陕西耀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生得体格粗壮，又是自幼习武，12岁时，一柄单刀舞得虎虎生风，在城内和一班子成人比试，连战七场，场场胜利。
       然而，杜辛富一身好本领却未能用于正道，他性情乖戾，喜逞强逐胜，平日里除了比武打猎，就是欺辱雇农儿女。
       1921年，杜辛富一家因地产问题和邻村地主王大户起了纠纷，两家人连日叫骂不休，杜辛富当时正在山西五台山寻访高人学艺，但只要是归家碰上王大户，口角手头皆不输人。


       王大户歹念一起，就收买了一群土匪，一个深夜，以郝老七为首的匪贼冲进了杜家，将杜辛富的祖父和父亲残忍杀害。
       听闻消息后，杜辛富连夜赶回了老家，王大户行事嚣张，随意打听便可知郝老七受谁人指使，
       当天，杜辛富提刀入王家，将王大户一家13口人全部斩杀。
       事后，他被押往省城，他在途中不吵不闹，杜家为其从北京、上海等地聘请的知名律师到了西安后也是直摇头，一来，此案影响恶劣，轰动一时，想要法外留人毫无可能；二来，杜辛富表现得毫无求生意志。


       最终，杜辛富被判处死刑。杜辛富饱食一顿后，被绑上了了囚车，验明正身后，刽子手便挥刀落地，杜辛富被一刀砍翻，监斩官上前验尸，确认死亡后，当场填写了尸格，记录完毕，便挥手让家属收尸。
       杜家将杜辛富装入棺木之中，一路哭到了西安东郊外的报孝寺，打算将尸体伤口清理缝合之后运回耀县再大操大办一番。
       谁知这时，杜辛富竟顶着刀伤从棺木中翻了出来。
       当时陕西省的死刑为斩首，但斩首并非斩掉头颅，使其头身分离，大多数时候，只需造成致命伤即可。


       一时间，流言纷纷，有说刽子手和监斩官收了杜家的贿赂的，亦有人猜测杜辛富在五台山学了假死的保命招数，可无论如何，杜辛富都不会再次受刑了——
       民国年间有一不成文的规定，死囚行刑只行一次，若是刑场上都没能死掉，就相当于老天爷给了一次大赦，不再追究。
       伤好之后，杜辛富不知所踪，直到半月之后，西安城内一警察局院子的旗杆上挂着一个人头，所见者皆骇然瞠目，还没等警察局开始调查，杜辛富就让自己纠集的一堆匪贼放出消息：是他杜辛富回来报仇了。
       死者正是当初他屠杀王家13口人后，在黄河边上设伏捉拿他的那个侦缉队长。
       他不躲不藏，还组建了所谓的“刀客会”，成员都是些无业的农民、手工业人，他们平日里以走私盐、茶叶或给富人充当保镖为生。


       面对浩大的捉捕行动，杜辛富一边继续犯案，一边派人宣扬他“双头刀客”的恶名。所谓“双头刀客”，意即他已经被官府砍掉一颗头了，现如今脖子上的是第二颗脑袋。
       短短一年期间，他作案频频，俨然一个以杀人为趣的魔鬼。
       此后的二十多年，他多次逃脱了国民政府的抓捕，抗战期间更是一度移师河南沦陷区作案，被日伪军警列入了黑名单，1940年，杜辛富的名字上了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通缉令，这般喋血变态的罪犯，自是无一方肯收留他。


       1946年春，杜辛富接受了一名美国记者的采访。他起先并不想搭理这个记者，甚至想杀了一干二净，但当他听闻这位记者辗转多地，只为寻找他的踪迹，他倒是来了兴趣。
       在采访中，他自述称，被他亲手杀死的人多达89人。至于帮会中的走狗，更是受命杀人不计其数。
       这样一位树敌无数的杀人犯，凭借狡猾的隐匿技巧，竟硬生生活到了解放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刀客会”的喽啰们喜欢打着杜辛富的名号犯案，但他本人却很少露面，更有传言称杜辛富早就被仇家砍死，“刀客会”不过死撑着架子。


       直到1949年，西安市公安局追逃队的公安干部陈增福收到了一封举报信。这是一封从市局局长那儿批下来的群众来信，写信人称自己在大街上看见了“双头刀客”杜辛富，请政府将他绳之以法。
       以往，这些举报信大都由秘书股代为处理，很少转交办理，但这一次却是意外。陈增福得知，市局局长王超北是陕西人，解放前曾担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他对于“双头刀客”可谓是恨恶交加，陈增福知道，即使没有这封群众来信，他也要将杜辛富捉拿归案。
       他服从安排，和侦查员周梦公合作办理此案。


       缉凶时刻：险阻重重，诡秘多发
       可等到陈增福和周梦公真正将这封举报信拿在手中研究，却也犯了难，信件内容很简单，只说在西大街万福瓷器行前看见了杜辛富，身着黑布裤子，白竹布短褂，头顶白色帆布遮阳帽，手里还提着一个细竹蔑食盒，行迹匆匆。
       周梦公思量，他没有形容杜辛富的样貌，说明杜辛富当时和他的确是擦肩而过，可只是一眼，就足以举报者认出此人，看来这个检举人一定对杜辛富十分熟悉，他一瞥，看到了举报信的落款——“西安市民范庸”。


       旧警察局为抓捕杜辛富曾经发布过14次通缉令，每一次都是刊印着照片的，可遗留下的档案内，竟然没有一份通缉令样稿，虽然记录了杜辛富所犯案件，但是没有杜辛富杀害王大户和侦缉队长的卷宗。
       经过周梦公和陈增福盘查后才发现，旧国民党警察局管理档案的警员接受了杜辛富的贿赂，悄悄将卷宗和照片给销毁殆尽了。
       无奈之下，周梦公和陈增福只好去图书馆寻找报道杜辛富犯罪事例的报纸，最终，在蒙尘多年的旧报纸上，两人找到了那一份报纸，出具借条后，周梦公和陈增福将报纸送去了照相馆翻拍。


       “我们应该去找一下范庸。”周梦公提议道。翻来举报信，一看邮戳，是第一区邮局1949年9月8日14时寄出的，但令人犯难的是，这封来自范庸的举报信不是挂号信，不需要在邮局柜台寄出，只需要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就行了，因此，找范庸成了个大难题。
       周梦公盯着检举信的信封看了半天，陈增福凑过来道：“这信封没什么特别的，小店里面卖的都是这种。”“看这里。”周梦公点点了信笺，着信笺是小学生练字用的描红薄的纸张印制的，红色的竖条格，很适合用毛笔写字。
       “一边来说，信笺的左边竖条格原本应该保留与右侧相同尺寸的空白，但是这张信笺的左侧却没有，看来是被专门裁掉了。”周梦公分析道。


       “为什么要裁掉？”陈增福不由问道。问出口他就反应了过来，为什么裁掉，子安是不想别人直到自己的出处，如此一来，连范增这个名字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了。
       一时间，调查进入了死胡同，陈增福不免有些气馁。
       只见周梦公将台灯打开，仍是不死心地观察着信笺，看了一会儿，他拉住陈增福：“看，这是什么？”陈增福依稀可分辨，这信笺上残留了若干字痕，对准台灯，才看得清晰，“蒜、豆、萝卜、盐、斤……”他不由得念出声。
       看来，这信笺纸曾被人用作垫纸，从内容上看，很可能是帐房先生或者老板划拉的，“豆？难道是酱园？”陈增福也不能确定，但再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两人也只能一家一家酱园打听情况。


       第二日，周梦公和陈增福踩了一天的自行车，终于在日落之前，于第三区耀福街的“全味斋”找到了范庸，正如两人所猜测的一般，他是酱园的帐房先生。一见到范庸，陈增福不免激动：“未曾料想竟然是真名！”
       范庸却似乎早就料到了两人的到来，他也不解释为什么没留地址，周梦公只推想，可能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如果被杜辛富的同伙得知可就不妙了，但若是他们警局的有心人，自然会找上门来。
       落座后，范庸才缓缓道来一切。他和杜辛富是同乡，其好友李甲子还是杜辛富儿时的武友，十年前，他去洛阳办事，和住在南门的李甲子浅聚，夜间，两人饮酒叙旧，正当时，杜辛富带着两个手下上门，只道是途径洛阳，拜访老友。


       范庸当时知晓“双头刀客”的恶名，但多年不见，早已忘却杜辛富的模样，兼之李甲子与杜辛富称兄道弟，他不疑有他，只当是江湖朋友，欣然一同饮酒。临别前，杜辛富拿出十两黄金赠予李甲子，将一块成色上佳的怀表随手送给了范庸。
       告别李甲子时，范庸将杜辛富赠送的怀表悄悄留下，并附上了一张条子“不敢领受”。后来，杜辛富屡次犯罪，报刊上的通缉令、大头照遍地都是，范庸一次看见了报上的人像，大惊失色，只暗中庆幸自己没有收下这血孽之财。


       再次相见，已经是十年后，范庸再西大街碰见杜辛富，仔仔细细地确认了一番，的确是当年举杯对饮的人。
       他本想直接冲到同处西大街的西安市公安局去，但又想，听说杜辛富枪法了得，万一局内的警察没有做好准备，又咋咋呼呼，岂不是白白受伤？
       又看杜辛富那嚣张的状态，范庸更加料定，要么杜辛富本事过人，要么这附近还有他的党羽，他根本不怵。回到家中，思来想去，他写下了那封举报信。


       地毯检索：抓拿归案，一场乌龙
       范庸能够提供的情报只有这么多，这令两人不免有些失望。但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后，周梦公决定将调查重点放在杜辛富的穿着打扮和携带物品上。
       杜辛富当时手中提着一个食盒，由此看来，他一定是定居西安好一段时间了，他们问了食盒的样式，范庸答道：“三层的，底层的两边有环状的拎襻，上面两层就像普通的蒸笼一样。”
       听了这话，陈增福便拍着脑子道：“我知道这种，一般是饭馆、点心铺子用的。”看来，杜辛富现如今在饭馆或者点心铺子当伙计。


       于是，两人再度开始了地毯式搜索，西安城内的吃喝店铺大大小小占据了城区的大半区域，两人跑了整整两天，才打探清楚。一些店铺有专门的外送服务，这种店子，大概占到了全部店铺的五分之二。
       可两人假扮成客人，又仔细搜查了三天，竟然毫无收获。范庸听了后面色古怪：“两位小干部怎么会以为杜辛富是在饭店当跑堂的呢？”
       周、陈二人直皱眉，范庸继续道：“他那副打扮，还带着遮阳帽，肯定是哪家公司或者有钱人家的听差，那日应当是上头向馆子订了包饭，派他去取。”
       这一番话说下来，周梦公推测，这杜辛富的东家，应该是在西大街附近，西安食肆众多，他的东家没必要订一家距离很远的馆子。


       随后，两人专门蹲守万福瓷器行，“我不信他只订一次包饭，竟然是包饭，他要么自己取饭，要么自己还饭盒，只要他还出门办事，就一定能蹲到。”
       终于，在六日后的午间，陈增福发现了一个肖似杜辛富的中年男子，告知化装成邮差的周梦公后，后者骑着车，隔着一条马路缓缓跟踪。
       当下，他们立刻派人去了区政府卫生股，请人派员以“抽查食品卫生”为名到杜辛富东家包饭的饭庄，抄下了所有包饭客户的名单。
       用食盒送包饭的客户仅三家，其中两家还都是两人份的，因此，哪一个需要用三层食盒的客户毫无疑问就是杜辛富的东家了。


       终于找到了杜辛富的藏身之处，王朝北直接请示调了一个班的精干战士。当夜，商行老板敲响了大门，杜辛富问：“谁？”门外的老板只说自己和老婆吵架了，来店里睡一晚。
       杜辛富不疑有他，起身开门。谁知刚刚拉开门闩，外头的军警就冲了进来，将杜辛富死死按住。
       然而，经过审问后，结果却令人大惊失色，这个“双头刀客”竟然是赝品。“他的脖子上没有刀疤。”审讯员推测，这个名为“梁有道”的男子就算不是“双头刀客”，也必然和杜辛富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
       逼问之下，梁有道才吐露真情，他是杜辛富的双胞胎哥哥“杜辛财”，他称弟弟犯下大罪后，杜家本家就拉着他回乡下避难了，此后各自过活，再无联系。
       当人们问起杜辛富的踪迹，他只说：“我听说他早年死于帮派内斗，我才敢回陕西的，每次有仇家寻仇，我就给他们看脖子。”


       参考文献：
       王宏，龚培德主编.法治人生10周年优秀作品选2006-2016上[M].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