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字说的立论依据大都以典籍为载体，或出于六经，或出于诗歌，或出于佛、道诸书，可谓前人作之，后人述之，吸收整合之时，有一个特定的文本对象。而很多字中的文化现象往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或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反映，作者在论述时大多自出机抒，并无依傍。
一、农耕文化
在古代的人口分类中，“四民”（士、农、工、商）是约定俗成的，在这四民之中，士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农无疑被排在了第二位，这与古代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是分不开的。
农耕地区的文化是和平的温润的，它不带有掠夺性和侵略性，所以这也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生存模式，也因此被历朝历代所提倡。古代讲耕读传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也是寒门起身的直接途径。
农耕文化反映在名字上，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孔子的众多弟子，其中有冉耕字伯牛者。《论语》中亦有载司马牛问仁之语。农耕文明自然和牛分不开，这些名字是农耕文化最直观的反映，但具体的解说，是宋元字说为最早。
比如欧阳玄《刘叔耔字说》中，刘畴字叔耔，从字面意思上看即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作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的角度，来组织这篇文章的。“重农抑商”也是欧阳玄在文章中所说“惟士与农同体”的根本原因。
欧阳玄的字说在整体写法上是单一的，没有转折也没有引申，完全是古代重农文化的反映，这样写的优点是聚焦核心，立论得体，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即是写法呆板，论述僵硬。同样的主题之下，其写法就不如吴澄灵活。
《邬昀兄弟字说》记载：“伯名峋，字匀；仲名畹，字宛；叔名畸，字奇；季名畴，字寿。峋者，农功之均也；碗者，亩数之号也；畸者，恳闢之余也，畴者，界画之分也。”
吴氏兄弟名昀、畹、畸、畴，“所建之类”皆为“田”，而吴澄的解释如“农功”、“亩数”、“恳闢”、“画界”等也都与农耕紧密联系，但作者论述的最终归宿并不是“一家之田”，而是“一身之田”。
参照于一家之田，士人如何修身，如何种好一身之田才是最应当探讨的，吴澄举其大概：“畊之以礼”、“种之以义”、“耨之以学”、“获之以仁”。从章法上看，吴澄跳出了单一的以重农文化为核心的论述模式，将“一家之田”和“一身之田”联系起来，论述之时便呈现了多样性，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在层次分明之中又有提升，其最终旨归也能更进一步。
在中国重农文化的传统下，宋元字说中应当有很多是和农耕文化有关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与农其实是有明确分工的。欧阳玄局限于农耕，而吴澄由农耕进于礼义，后者才是君子的修身之道，才是士人的本职所在。
二、家族文化的反映
家族文化从广义上讲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上对下的，即长辈对晚辈的教训与期盼；二是下对上的，即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与爱戴；三是平等的，即兄弟之间的团结互谅。但从字说创作的角度来讲，讨论上对下的教导则失于宽泛，而下对上的爱戴却又不是字说的主要内容，因此字说中的家族文化，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讨论兄弟之间的关系。
家庭文化中，兄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兄与弟往往会有一种外在的关联性，反映在名字上，就会用相同的偏旁来表示同出一宗之意。这种现象早在宋代之前就己经出现了，至宋元字说兴起时，才出现这一类的论述。
《陈君杰四男子序》记载：“延平陈君杰唐臣名其四男子，伯曰杞，仲曰梓，叔曰樅，季曰楠，且远来问字于余。余既字之，又为之说曰：杞、梓、椴、楠，皆天之美材也。”
从字形上看，杞、梓、榧、楠，都是“木”字旁的字；从文意上看，都是“天下之美材”。作者并没有单纯地就某一种树木来论述其材质之美，品性之殊，而是将这四种树木作为一个统一的对象，从其成长过程来组织结构。
由豫章之苗成为参天古木，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首先是要“殖之”，要将树苗种下；种下之后不能听之由之，需要呵护，需要精心“育之”；培育的过程是漫长的，要始终怀着虔诚的心态，要“笃之”；最后才是树木成材时的“成之”。
整个论述过程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组织，显得有条不紊。更重要的是，陈氏四兄弟在“十年树木”这个过程中被视为了一个整体，既有譬喻的统一性，也有家庭文化的统一性。
林之奇的论述体现了历史性，其论述线条是纵向式的。除此之外，还有共时性的论述，其线条是横向式的。比如戴良《唐氏四子字说》中，唐氏四兄弟辕、轮、毂、辐是车子的四个部件，它们可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较之与苏轼、苏辙，唐氏四兄弟又将这种同属同出的关系更加推进一层。
戴良分别将四人字为度、规、直、齐，并分别对其进行了解说，比如“其辕”、“其轮”、“其毂”、“其辖”，这种结构仍是平行的线性关系，它们之间并没有交织。至“必合为一器而后可以成乎车”，才将这四种物件在“车”这个对象中统一起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所以长兄的位置显然与诸弟不同，而这篇字说也恰好给出了相应的说明：做弟弟的要听从兄长的安排；“见为兄之难”，是说做兄长的责任重大，不但要教导诸弟，更要为家庭未来的发展负责。相较于林之奇，戴良的这篇字说在论述上更为紧密，对家族文化的反映也更为深刻和全面。
三、家国情怀与字说创作
宋元字说的创作主要经历了两个动荡时期，一是宋室南迁之时，二是由宋入元之时。在动荡的时局下，士人的家国情怀得到了凸现，字说的内容必定反映当时士人的共同心态，在整个宋元字说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纯彦字韩孺说》记载：“先君子尝言，古者以王父字为氏，今宜仿此名诸孙以纯，以开府公字公纯故也。予第五子纯彦，字之曰‘韩孺’，盖窃取忠献诸子之名俾徼福焉。”
高斯得其人，《宋史》卷四百九有传。据文中所言韩“忠献”之事，则其生活年代必在南宋末年。韩世忠是抗金名将，作者曰“匹夫慕之”，并以“韩孺”作为其第五子的字，很明显这其中有一层身世之感，有一种故国之思。文末曰“呜呼，吾邦丧乱以来，故家流落”云云，更是将社会时局反映在了字说之中，这要比全篇空谈义理者要生动。
从宋室南迁到由宋入元，在这两个动荡的时局中生存的作家并不少，这些作家创作的字说也有很多，但在字说中反映家国情怀的并不多，这是字说文体自身决定的。一般情况下，作者与受字者是父子关系，在字说的主客体关系中这是较少的一种，正因为是父子，所以很多话可以直接表述。
但作为长辈给其他人创作字说时，就应该避免这些内容，其主旨应当是歌颂，最多是带有一点戏戒讽谕，像这种情感过于强烈，身世过于悲凉的内容是不太适合在的字说中体现出来的。
结语
宋元字说是宋元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角度来看，宋元字说主要以六经为立论起点，同时也受到家族文化、作者的家国情怀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对宋元字说的研究，既有利有我们对宋元古文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认清古代名字文化，在思想与文学两个维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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