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家之绝唱”，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方式，记录了五帝至汉武帝时的历史，在中国拥有崇高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没有错误。
客观地说，史记中的一些“错误”，绝大部分并非主观原因造成，而是司马迁没能见到一些史料的缘故。本文所谈的史记中的错误，可谓是最离奇的错误，司马迁竟搞错了两个相隔100多年的“晋文侯”历史，那么司马迁为何出现如此重大错误？对此，战国竹简破解错误缘由！
周天子策命晋文侯
晋国有两个“晋文侯”：一是晋文侯名仇，为晋穆侯之子；一是晋文公名重耳，为晋献公之子。其中，晋文公之“公”，应该不是代表晋国升级为“公国”，因为当时诸侯国君都开始称公了，包括很多弱小的诸侯国，难道它们都升级为了“公国”？因此，“公”代表一种尊称，晋文公实际也可以称为“晋文侯”。
《史记·晋世家》记载：城濮之战后，周襄王派王子虎策命晋文公，“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晋文公称伯（诸侯之长）。”
但《左传》记载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这与晋世家的称谓（一个称“父”，一个称“叔父”）、策命之词、表达的含义等大不相同。而且，晋文侯叫姬仇，晋文公叫姬重耳，似乎姬仇更接近与“义和”。
问题在于：《史记·晋文侯命》与左传策命之辞大不相同，却与《尚书·文侯之命》近乎一模一样，但尚书中的文侯之命，《尚书序》记载缘由是“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即周平王册命晋文侯，后世司马贞等皆认可这一点，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司马迁引用了《尚书·文侯之命》，但将周平王策命晋文侯的历史，错解为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了。
史记离奇错误背后
按理说，司马迁不该犯下如此离奇的错误，但事实却犯了，由此让人不禁要问：司马迁为何张冠李戴？对此，后世发现的战国竹简，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
关于晋文侯，史记记载：“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三十五年，文侯仇卒。”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文侯立、文侯卒”这六个字，生平非常简略，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然而事实上，晋文侯是左右局势的风云人物，后世发现的战国竹简可以证明。
周幽王被杀后，左传记载“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因此周幽王之后是周携王，并称平王为“王嗣”。但可能因为左传记载的过于简略，导致司马迁没有深入思考，不了解这段历史，于是史记中只字未提“周携王”。
既然出现周携王，那么周平王如何夺取天下的呢？西晋时出土的战国竹简《竹书纪年》，本世纪发现的《清华简》，不仅明确指出诸公与诸侯拥立姬余臣为周携王，且都指出21年后晋文侯杀周携王于虢，同时拥立周平王，比左传等传世文献更为详细。之后，晋文侯帮助周平王东迁，左传、国语中有“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的记载，说明晋郑主导平王东迁。
因为晋文侯功劳卓著，故而周平王策命晋文侯，故而才有《尚书·文侯之命》。但周本纪却记载幽王去世后，“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与晋文侯毫无关系。
按照正常逻辑，周幽王去世之后的“二王并立”，晋文侯杀周携王、立周平王，这是重大历史事件，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司马迁于情于理都不该只字不提，但令人费解的是，司马迁却真的只字不提，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案应有两点：首先，竹书纪年、清华简等战国文献，司马迁没有看到，故而在客观上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这可能与秦始皇焚书相关，即“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其次，司马迁对东西周之交的历史缺乏深入了解，因为即便没有看到某些文献，但左传、国语等史料上也有零星记载，司马迁却忽略了这些线索。
如此，司马迁错将《尚书·文侯之命》当成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也就不让人奇怪了。
余论
笔者以前写过周携王的文章，认为司马迁是有意“抹去”周携王。因为，周平王姬宜臼是周幽王的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属于正统继承人，而周携王不是，所以判断司马迁可能不承认周携王而将他的历史抹掉。
但以司马迁搞错《文侯之命》、忽略晋文侯等来看，司马迁犯下如此重大且离奇的失误，反而更应该是他没有看到相关文献、兼之对这段历史缺乏深入了解的缘故。毕竟，晋文侯拥立嫡长子、夹辅王室、助周东迁等，符合司马迁的价值观，因此可以忽略周携王，但将晋文侯简而略之却说不通。
因此，对于史记中的错误，还是要客观的看待，不能求全责备，在当时情况下，司马迁个人编史，能做到这一步，已可谓千古第一人了。其实，偶尔出现一些错误才正常，无懈可击反而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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