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在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对后期混乱政治局面具有深远影响。
在权利斗争中，处于动荡变化状态中的门阀士族慢慢分化，甚至转为外戚集团，他们在西晋每个发展阶段中斗争的内容不同，因此，西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是具有阶段性的。而晋武帝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举措应对不同门阀士族利益争夺，无一例外使该问题更为复杂，形成西晋历史特殊现象。
晋武帝前期利益争夺
咸熙二年，司马昭突然病逝，其所继承的是父亲信用贾充一类的长辈旧臣，对于仅作一年晋世子的司马炎来说，属于自己的政治队伍尚未建成，作为西晋开国之君，晋武帝首先面临的是为巩固司马氏政权而要进行一场艰难且必要的政治转变。
司马氏是以一种较和平的禅代方式实现政权的异姓交接，这种缺少战争征服而获得政权形式使司马政权存在一定自卑感，这种自卑更多来自于舆论，自高平陵政变以来特别是高贵乡公曹髦被弑杀一事，使司马氏遭受巨大政治上的道德舆论压力，直到成功灭蜀后司马氏才得以挽救政治危机。
蜀国被灭使司马氏加快了禅代步伐，在这一过程中就涌现出西晋最早的一批出身于门阀士族的政治班底。他们为西晋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他们多是出自于曹魏政治，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下，为争夺自身利益与司马氏进行利益交换，并非真正效忠于司马政权。
所以，造成西晋建国之初中央内部政治势力不稳，朝中士族忙于经营自己势力，使西晋政权建立不久中央内部便暗藏缝隙。石苞被诬陷通吴卖国，这次事件只是一次小的政治冲突，却显现出高级门阀士族的维护既得利益，排斥鄙视寒门、小族。
原朝中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的五人格局，随着王沈、裴秀先后离世，羊祜离朝镇荆，荀勖投靠站队贾充，使贾充成为西晋建国初朝堂上关键角色和利益争夺中多方的主要攻击对象。
先是裴楷直言武帝“不比尧舜”是因“贾充之徒尚在朝耳”；之后任恺和庾纯于泰始七年借氐羌反叛上奏武帝“请充镇关中”，武帝采纳，命贾充“为使持节、都督”，前往秦、凉二州镇抚边族，这次贾充面临最大的政治危机，但荀勖、冯紞在贾充出镇之前，与杨皇后联手促成贾女南风与太子结婚，使贾充与武帝结为亲家，贾充因此得以留居本职并对策划出镇主谋任恺和庾纯进行反击。
次年，贾充以任恺使用御食器借高阳王珪之口上奏朝廷使其被免，而庾纯在宴席上当众臣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只是惹怒贾充引发双方朝堂争执，并未对贾充造成损失，最终以庾纯上表自劾被贬收尾。
晋武帝中期伐吴前后斗争
晋武帝在位25年，太康元年平吴一事是西晋利益争夺的过渡事件，战前“是否伐吴”争论以及战后平吴有功的士族崛起问题，都是新一阶段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主题。
伐吴争论。同西晋建国前的伐蜀提议遭遇一样，平吴一事也在朝中引发争论。平吴计划开始是泰始五年羊祜出督荆州，咸宁二年上奏伐吴，当时朝堂中“议者多有不同”，反对伐吴占大多数，其中以贾充、荀勖和冯紞为反对方的主力军，而有意向伐吴占少数，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晋武帝，赞成其计。
此时围绕着“是否伐吴”，以羊祜、杜预、张华为首伐吴主战派与贾充、荀勖、冯紞等伐吴反对派在朝中展开争论。咸宁四年羊祜去世，张华、杜预、王濬继续其伐吴遗志。尽管主战伐吴的一方在朝廷中处于少数，但从咸宁五年，杜预上表伐吴，面对依旧反对的贾充、荀勖和冯紞，从“帝大怒，充免冠谢罪”，可见，武帝伐吴决心强烈。
同年晋武帝下令大举伐吴，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出江陵，王濬为龙骧将军、唐彬为广武将军，率领巴蜀兵力浮江而下，同时让太尉贾充担任大都督，杨济为副行冠军将军，总统众军。此次争论以主张伐吴一方胜利而暂时告终。
平吴一事是晋武帝统治阶层内部利益争夺的分水岭，其将晋武帝时期的门阀士族划分为禅代建国有功的旧士族和伐吴统一全国有功的新士族，门阀士族是西晋朝廷官僚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旧士族曾助力武帝与司马攸争夺太子禅代劝进，所以在开国之初，武帝就没有绝对实力来控驭这些人，相反对于这些士族们有一种依赖感甚至是自卑感。
伐吴是结束分裂、推进统一的要事，是武帝借此削弱旧士族的良机。与因当时蜀攻魏守战争形势而反对平蜀情况不同，在羊祜、杜预等大臣以及武帝精心准备下，西晋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占据一定优势。
可以看出旧士族反对平吴的原因主要担忧平吴后，新兴士族借助战功增封进爵，以威胁到自身地位，为解决这一问题，最终武帝将最主要的反对力量引入伐吴计划中，让亲信贾充代替自己亲临前线并辅以外戚杨济，给予作战要职而不赋予实权，降低旧士族们的疑虑，平衡双方势力又防平吴诸将专兵。
在这一阶段利益争夺，武帝的反治旧士族，扶植新士族策略明显表现出来，其中特别重用外戚代表，赞成伐吴一方的杜预，其妻为司马懿之女高陆公主，虽因公主在西晋建立前去世而没有被封为驸马都尉，但本身属于外戚；羊祜则是因姐姐羊徽瑜是西晋景献皇后，从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外戚；伐吴大军中外戚杨济被安插贾充身边为副，武帝为巩固专制权力将外戚与士族进行转化，继续维持朝中平衡不被打破。
二王之争。太康元年，晋大举攻吴，王浑破孙皓中军，恪守武帝对王濬的诏书，即王濬下建平时，要受杜预节度，至秣陵，需接受王浑节度，所以，王浑没有急于彻底攻破孙吴。但王濬违背武帝原定作战计划，跳过王浑节度直取吴都建业，赢得平吴首功，引起“二王争功”。王浑在王濬返回中央后，利用有司上奏论罪和晋武帝有“事终恃功肆意”的疑心对王濬发动攻击，但王濬平吴功劳不可忽视，并且多次上书自辩，使其没有上演邓艾的悲剧。
此事虽是二人在战场中的私人恩怨，但其背后隐含的是新旧士族二者之间的较量以及晋武帝防范士族问题，这延续了上述“是否平吴”背后的问题，王浑在中央任职多年，十分了解晋武帝多疑心思，所以他一切唯武帝马首是瞻，执行帝诏令。最终“二王”政治待遇是：王浑“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转征东大将军，再次镇守寿阳，王濬“为辅国大将军、襄阳侯”。
但从最后的封赏来看，实是王浑获得平吴首功的待遇，王浑之所以享有首功待遇，除了他严遵武帝诏书外，也与他挑起“二王争功”，使晋武帝得以消除对王濬“事终恃功肆意”的顾虑有关。武帝以这样的处理方式，除了顾忌王浑背后强大的世家大族，也是从考虑维护自身王权角度出发，他见证司马氏政权一步步建立，对于任何士族都是既依赖又防范，伐吴大业已促成新一批士族崛起，而王濬节度一事使武帝进一步加深对平吴功勋防治以保持士族间的动态平衡。
晋武帝晚期中枢权力争夺
晋武帝统一全国后进入太康、太熙时期，特别是在太康十年西晋迎来短暂的盛世景象。这一时期因武帝威望增强、权臣贾充去世、杨氏崛起等因素，西晋中枢权利展开了新一轮争夺，晋武帝执政期间的利益争夺迈入最后一个阶段。
齐王攸就国。司马攸是西晋政权又一个关键人物，一直被晋武帝视为政治隐患。武帝为世子时，二人就有继位之争，武帝在贾充、裴秀、何曾等人拥护下顺利继位。早在咸宁二年，武帝“以疾疫废朝”时，就有“朝野皆属意于攸”的情况。
咸宁二年这一年是对晋武帝相关研究值得关注的一年，这年是太康三年有关齐王攸问题的小序幕，武帝身体抱恙，命贾充、齐王攸和荀勖参医药，可见当时三人在朝中权力地位非同一般，前文所述贾充出镇一事后，他被再次牵扯进司马氏内部权力斗争中，同为太子和齐王二人岳父身份使他对河南尹夏侯所说的“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只能以沉默回应。
当时贾充位高权重，加之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武帝是十分关心他在齐王与太子之间选择，所以，武帝康复后对于贾充含糊不清的中立态度采取防范措施。一方面通过剥夺兵权来削弱贾充实力，同时也警告有意齐王的朝臣；另一方面扶植新的政治亲信势力，暗地扶植杨皇后背后杨氏一族，令外戚势力得以渗透进西晋政局，咸宁二年年末，封后父镇军将军杨骏为临晋侯，国号晋而封杨骏为临晋侯，可见晋武帝对外戚杨氏的重视。
之后武帝命杨骏之弟杨济以冠军将军身份参与到伐吴大业之中，为杨氏一族增添平吴战功。但在此之后他却转为无闻，直到太康二年才在政坛上再度活跃。
经过武帝多年经营，西晋朝廷已被改造成外戚、宗室、士族三足鼎立，并在这一过程中皇权不断增强扩张，司马氏的政治权威得到了巩固，但随着晋武帝身体抱恙，太子愚笨、能力不足，齐王攸再次被推到皇位继承问题风口浪尖上，齐王去留问题成为新一轮统治阶层内部利益争夺最激烈焦点。这次不仅仅是臣子之间，晋武帝也包含其中。
太康三年，平吴有功的新士族张华因建议西晋后事可寄托齐王攸不久被调离中央，同年贾充去世，其昔日党羽荀勖、冯紞见朝廷内外都有意于齐王司马攸，而司马攸“素薄勖”。荀勖知道太子愚蠢，担心司马攸最终被立，对自己有害，此外杨骏之弟杨珧也有“构出齐王攸”意图，皆恐大权旁落，这样反对齐王力量就兼有外戚和部分士族。
他们率先对齐王发动攻击，借武帝大病初愈建议齐王就国，武帝采纳下诏，令司马攸都督青州军事，使其远离权力中枢。支持齐王一方则是尽力挽留，王浑建议“留攸居之”，和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卫将军杨珧一同为保傅，料理朝政，此外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毫、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皆上书挽留齐王攸，王济、甄德更是携各自有公主身份的妻子进宫哭诉劝求武帝。
而齐王自身也设法以“乞守先后陵”摆脱就国，关于齐王就国的政治讨论日益激烈，曾在世子之争中支持武帝的羊琇竟加入其中劝留齐王，一向清议政治的博士们也加入其中，武帝依旧没有改变排挤齐王的想法，甚至走向极端，欲治罪诛杀来震慑异议。太康四年，齐王在就国出征之际突然病逝，结束这场排挤齐王计划。
晋武帝在斗争中为自身以及太子司马衷铲除政治隐患，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但其也使武帝多年维持的宗室权臣间制衡政局被打破，同时使西晋统治阶层内部千疮百孔，先前张华被外放，此时羊琇、王济等重臣被贬，荀勖、冯紞和杨珧反对齐王更多出自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真正忠心效力于武帝、太子。
外戚专政。平吴之后，西晋进入“太康盛世”，武帝却怠惰政事，沉溺于游乐宴饮，宠爱后党，使贵戚当权，旧臣得不到重视，导致“彝章紊废”，经过齐王就国事件，西晋士族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外戚杨氏成为此事后最大收益方。
杨骏及弟杨珧、杨济掌有大权，受东汉后期教训和曹魏政治影响，对于外戚朝臣多反感，可随着如贾充老臣相继离开以及齐王一事的影响，朝中一时缺少能与外戚杨氏抗衡力量。尽管太康十年，有人借“崇贤殿火灾”和“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景坊东屋、晖章殿南阁”失火向武帝进言外戚杨氏身居高位的不妥之处，也只是使杨珧暂时退出，并没有改变废除张华之功，听从杨骏的谗言，“离卫瓘之宠”局面。
晋武帝“常疑太子不慧”，在其身体状况日益严重情况下，又担心自幼聪颖的皇孙司马遹被太子妃贾氏迫害，武帝为西晋政权采取了最后补救措施，太熙元年，武帝一方面采用“王佑之谋”令秦王柬、楚王玮和淮南王允等宗室镇守要地以加强司马氏在地方重镇势力；另一方面任王佑北军中候来掌管皇室禁军，以达到遏制杨氏一族的目的。此外，又令早被分封出镇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的司马亮辅政，加以朝中名望年少辅佐。
但这一系列措施从内到外、从地方到中央周密谋划，却造成了外戚后党和宗室诸王参与权力中枢的机会。最终以杨骏从侍中车骑将军转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宣告结束。这其中不排除武帝弥留之际对宗室藩王仍存有防范之心和杨皇后参与的因素，杨骏获得辅政大权，朝廷一事陷入外戚专权的局面，同时也宣告西晋短暂的统一繁荣景象不再，宗室与外戚斗争的混乱局面即将开始。
结语
晋武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是导致西晋政权短暂存在的重要原因，这一政治问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对后期宗室与外戚斗争的混乱局面具有深远影响。
西晋政权暗藏缝隙，中央内部政治势力不稳，晋武帝则利用士族内部新旧势力的动态变化来维系中央内部权力平衡，逐步实现王权巩固。
在西晋建立初期的士族政治利益争夺中，围绕贾充出镇的问题，采取迫使旧士族为自保接近王室转为外戚的方式，既震慑了旧士族在朝中的嚣张气焰，又缓解了贾充与齐王攸勾结的政治隐患。针对伐吴问题，晋武帝将最主要的反对力量引入伐吴计划中，力排朝中众多反对声音，后在“二王争功”问题上，又从不同政治待遇和封赏来安抚旧士族防治新士族，达到平衡新旧士族的目的。
随着晋武帝统一全国，西晋迎来短暂的盛世景象，利益争夺也进入最后一阶段，齐王就国一事以齐王突然病逝而结束，武帝为太子消除了政治后患，同时朝中重臣接连被贬使外戚杨氏彻底崛起。武帝早在伐吴问题处理中，就借重用外戚代表来反治旧士族，但在武帝统治末期外戚中杨氏专权已超出了武帝的本意，随着武帝病逝外戚专权问题进一步扩大，直接导致西晋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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