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假设:项羽不在乌江自刎,向刘邦称臣,然后刘邦派项羽代替韩王信的角色,驻守马邑,对付匈奴。
众所周知,与匈奴亲密接触并不是朝王信的本意,刘邦给他最早的封地是河南颍川,但是后来刘邦把他当做一枚棋子使用,故意放在了接近匈奴的晋阳(今太原地区)。韩王信心中不悦,一赌气干脆建都马邑,跑到匈奴人的眼皮底下舞枪弄棒起来。 马邑是晋阳与匈奴的缓冲地带,接壤匈奴的桥头堡,阻挡匈奴南下的第一屏障,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所以,当匈奴人南下的时候,马邑首当其冲成为匈奴人劫掠的必经之地。而当韩王信的屁股还没有在马邑坐热,匈奴人就踏着烟尘滚滚而来。结果,眼高手低的韩王信屡战屡败,无奈只能向匈奴人乞和。
刘邦的第一反应就是勃然大怒,一面调兵遣将支援马邑,一面连发书信责骂韩王信。韩王信怕刘邦治罪,干脆又一赌气,直接投降了匈奴。于是惹得刘邦大动肝火,率32万大军讨叛逆、征匈奴。 起初,韩、匈联军给了刘邦一个乌合之众的信号,刘邦喜不自胜、高歌猛进,打算一举消灭匈奴,于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白登之围”给了刘邦一个惨痛的教训。从此,刘邦有生之年再没有对匈奴采取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他对匈奴人的忌惮甚至超过了老对手项羽。显然,刘邦一直以来都低估了匈奴的实力。 关公战秦琼永远最为人们所好奇、津津乐道,而历史没有给项羽与匈奴过招的机会,也算是一桩憾事。不过我们可以假设给他们一次对抗的机会,但结果要比我们想像中还不乐观,项羽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蒙恬。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用四、五年的时间休养生息,然后派大将蒙恬将匈奴人赶出河南地(今河套平原),然后征发民力连接起了原战国时期赵、燕等国的长城,以此做为阻挡匈奴南下的屏障。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为什么不彻底解决匈奴之患呢?显然实力不允许,在他看来,防守远比出击要现实。所以,以汉初的国力,根本不具备全面对抗匈奴的人力、财力、物力,即便项羽英勇善战,没有丰厚的军饷粮草支撑,也不过是一个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于是刘邦采取了一套比秦始皇还要务实的方法,即和亲。用少数的女人、财物、丝绢、粮食等,交换与匈奴短暂的和平。 自古,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地域之间被一条400毫米的等降雨线分割,即大兴安岭、阴山、冈底斯山一线。南侧为半湿润地区,适宜耕种,北侧为半干旱地区,适宜畜牧业。因此,每遇灾荒之年,为了生存,游牧民族必然回将手伸向吃喝不愁的农耕民族,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无奈。
战国末期,匈奴人开始崛起,与东胡并存于漠北草原,匈奴与秦国、赵国接壤,东胡毗邻燕国。后来,匈奴屡次侵犯赵国,大将李牧用“痹敌之计”诱敌深入,在雁门关附近用20万赵军全歼10万匈奴兵,此后数十年匈奴人未敢犯边。但项羽不可能复制李牧的成功,因为汉武帝初期的“马邑之谋”已经给出了答案,匈奴人也明白前车之鉴的道理。 当刘邦与项羽中原逐鹿的时候,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向西南吞并、挟迫了白羊、楼烦、大月氏等国,向东则击败了东胡,发展到了鼎盛,成为了真正的草原霸主。而汉朝刚好经历了楚汉战争的破坏,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只能仰视强盛的匈奴。
汉武帝时期,汉朝达到了第一个鼎盛,于是开始全面反击匈奴。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其中44年的时间都在与匈奴开仗,战争的结果是匈奴人一蹶不振,汉朝国库耗尽。因此,如果用把项羽放在汉武帝时期,拼尽一生,也不过是如此的结果。论对付军事能力,项羽与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相比也不见得占有优势。所以,尽管刘邦用项羽对付匈奴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但很难有奇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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