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也是生活中属于文学的那一部分。

　　事情要从我的儿子小时候说起，大约在他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寒假前开家长会。老师把我招进办公室，拿出一张试卷，指着签名处问我：这是妈妈签的吗？我一看，红色水笔打的分数，阿拉伯数字“90”，旁边就是我那两个字的大名，字迹奇特，可谓集故作潦草的端正与掩藏幼稚的笨拙为一体，一眼看去触目惊心。那是一次很多孩子都考100分的阶段测验，儿子的90分几乎垫底，他不愿意在我面前展示这个成绩，但他必须完成家长签名，于是，他完成了一次模仿的“杰作”。

　　家长会结束回家，我犹豫了很久，终是克制住，没有质问儿子。直到一个月后，他请我在寒假作业上签字。我大笔一挥写上我的名字，抬头说：给你提个建议，你可以学学我的签名，万一考砸了不好意思让我签，就自己替我签上，学得像一点，不然老师会发现……儿子低头不语，我亦没再追究。后来，模仿家长签名的事，好像再没发生过。

　　还有一次，某个星期天，送儿子去上每周一次的奥数课外班。到达学校才得知老师有事，把课调到了前一天，今天的课昨天已经上过。我有些气恼，压低嗓音问儿子：怎么回事？调课你不知道？

　　他摇头：老师没通知。声音很轻，貌似底气不足。

　　我几乎当场爆发：老师没通知，那为什么别的同学今天都没来？

　　这话我没说出口，我按捺住呼之欲出的怒火，猜测着事情可能的真相。我想，我应该了解我的儿子，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有些执拗，并不十分调皮，爱看书，也不厌学，不应该为了逃课而撒谎，大概率是忘了调课通知，被我质问时本能地想要逃避被责骂，于是撒谎“老师没通知”。

　　带他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不批评，也不剖析，我希望以缄默表达不赞同，同时也想以缄默表达些微的理解。虽然，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未必能准确解读我复杂的情绪和态度，但我已经在心里自问过多次：你小时候有没有对父母撒过谎？当然有！你有没有因此而变成一个坏人？当然没有！好吧，那就放过儿子，就像当年我的父母放过我。虽然他们只是因为忙于生计而无暇考证我是否撒谎，抑或是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教我，甚至，他们早已发现我撒谎的端倪，只是“大心脏”让他们习惯于放过我。

　　我知道，这两个故事说出来，一定会收获很多批评的声音。当孩子撒谎时，我们要如何恰当而又有效地实施作为家长的管教责任？这当属教育范畴的问题。多年以后的今天，那个小时候也许撒过很多次谎的孩子，已经大学本硕毕业，成了一名央企科技工程员，每天早出晚归地上下班，每天乐此不疲地工作着。他没有变成坏孩子，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当年我替他缝合了多少次谎言。但我愿意相信，有时候谎言不被揭穿，很有可能是一次对尊严的救赎。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内心依然充满了侥幸与后怕。儿子的故事，并非可以无限复制的经验，因为生活是多元的，人性是复杂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实话实说”，更多时候，我们还喜欢隐瞒真情。当谎言从我们嘴里说出时，我们是不是该质疑自己的德性？事实上，这早已是千百年来哲学家们最普遍的思考，《理想国》中，柏拉图就通过苏格拉底的嘴，雄辩地说出了关于“高贵的谎言”的理论：我们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那么显然，我们应该把药物留给医生，一般人一概不准碰它。

　　好吧，有生活，就有哲学。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个有能力掌握“虚假”这种药物的医生。这才是真正的难题，用评论家汪政先生的话说：人类自古就有两种传统，也有两种言说方式，一是诚实的，一是虚伪的，一是真话，一是谎言，一是揭明，一是隐藏……抽象地看，这两种传统与方式都非关善恶，它们都可能缘于良善，也都可以带来恶果。而我愿意认为，这也是生活中属于文学的那一部分。（薛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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