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说，毁灭我们的，除了战争之外，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灾难性的生物风险，包括细菌，真菌，原生生物，蠕虫，朊病毒和病毒。从古猿时期，人类就开始了和这些微生物的抗争，人类更是差点因为微生物引发的大流行病而消亡。

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源自一种致命的鼠疫杆菌，借助人类贸易，迁徙与征服，它从北非跨越地中海到君士坦丁堡，又向北进入法国、德国，消灭了当时世界17%的人口。而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夺取了大约2000万到5000万人的生命，是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GCBR）事件。

即使到了21世纪，人类科技不断进步，依然拿微生物没有任何办法，尤其是病毒，病毒按照核酸成分可分为DNA病毒和RNA病毒。DNA病毒的化学结构稳定，变异性低，通常只感染一种动物。RNA病毒结构不稳定，拥有超强的变异能力，在病毒复制的过程中，有的变异使其消亡，而另一些则进化成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恐怖瘟疫”。

人类科技的发展，让土地使用方式开始变化、农业扩张和集约化、不可持续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破坏了自然环境，增大了野生动物、牲畜、病原体和人类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许多生物身上的病原体开始传染到人类身上，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反而在增高。比如大规模森林砍伐使人们（例如工人）与热带地区传播疾病的动物密切接触，热带地区是病毒多样性区域，这些工人将潜在面临更大的疾病风险，而这或将在未来成为定时炸弹。

据统计，平均每年仍有5种新发病毒由野生动物传向人类。《自然》（nature）杂志曾在2008年做过统计，当今新出现的传染病中，有60%是人畜共患，其中72%又是以动物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

理查德·普雷斯顿在描写埃博拉病毒缘起的《血疫》中说：

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与对自然的加紧开发，我们似乎闯入了一个神秘黑暗的禁地，那些原本与人类相安无事的病毒，由于其原本动物宿主被消灭，或者被当做人类维系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物资源，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类，作为新的宿主。

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并记录了约130万种动物、植物以及各种微生物，但仍有86%的陆地生物和91%的海洋生物是未知的。对于病毒，人类更是知之甚少，科学家已知263种可传染人类的病毒，还不到科学家通过动物宿主实验预测能够传染人类病毒总数的0.5%。

而近日，科学家警告称，目前鸟类和哺乳动物（蝙蝠、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中估计有54-85万种未发现的病毒，它们有可能感染人类细胞。潜在的病毒库非常巨大——单单蝙蝠就有一千多种——因此对它们进行鉴别并确定是否会造成致病威胁，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种传染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有一部分特征符合严重传染病的标准，也能在人群中肆虐。

如果某种病毒带有能够潜入并“俘获”人类细胞开始大规模自我复制的基因，且存在于某种人类日常接触或食用的饲养动物身上，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制造下一场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的嫌疑犯。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的病毒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对人类发起攻击。

科学家认为，只有结束对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开发，包括毁林、集约化农业和野生物种的贸易消费。才能使我们“逃离大流行病时代”，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野生动物，人类将面临更频繁、更糟糕的流行病，同时，我们需要转向预防动物传染性疾病，而不应完全寄希望于公共卫生措施和新疫苗。

中科院院士高福也认为：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都带冠状病毒，而且它会发生重组，给我们带来很大挑战，高今天我们见到的新冠病毒，已经是感染人类的第七个冠状病毒……我们可以预测，下一个冠状病毒就藏在某个地方休眠，而休眠的状况随时可能被打破。”

人类永远不可能消灭病毒，每一次与大规模流行病的战斗过后，病毒没有被击败，不过是回到了它们原本安眠的丛林深处，在那里，它们继续不断地进化，变异，有朝一日会卷土重来。人类所能做的，就是构建完善的防御体系，从而将其扼杀在摇篮里，面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变化，人类需要对此有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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