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确实是北宋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北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一生政绩卓著，若宋仁宗能够坚持任范仲淹的改革，北宋的“三冗”弊政可以及早改除，宋仁宗时代将会是一个中兴的局面。可范仲淹这个人性格太过耿直，这是影响他仕途的主要原因，但他已经作到参政知事，即副宰相，可在“庆历新政”中得罪人太多，再加上宋仁宗对改革的决心不坚定，最终庆历改革失败，范仲淹被贬到地方。
任何人都喜欢阿谀奉承之人，包括英明的皇帝也不例外，李世民表面上喜欢魏征直谏，内心里其实恨死他了，只不过是互为利用吧了！范仲淹性格非直，他以天下为己任，什么时候都是公事公办、就事说事，得罪了许多人，不死就算万幸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范仲淹做的比较出名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反对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刘娥拜寿，得罪还在垂帘听政的太后刘娥
章献太后刘娥在历史是差点成为第二个女皇的人物，在宋仁宗当皇帝的前十年垂帘听政，最后想效仿女皇武则天，无奈大臣的对，临那一年穿着龙袍进太庙朝拜太祖、太宗，名相寇准和宠臣丁谓都是栽在她手里。就这样一个人物范仲淹豪不畏惧，直接反对宋仁宗率百官为她拜寿，那不是找死的。
太家都知“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讲的就是宋仁宗和刘娥的事，虽然是传说，但宋仁宗确实不是刘娥生的。宋仁宗登基时才十二岁，皇太后刘娥便总摄朝政，直到她死后仁宗才掌握权力，前后摄政十一年，险些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在宋仁宗十九岁那一年，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当时只是个皇家书籍的校理员，但他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礼仪，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
结果仁宋没有答复他，范仲淹便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送到入宫里后，再次石沉大海。副宰相晏殊知道后大惊，批评他说你小子这么轻率用事，不但影响你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你的人（晏殊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不但不听劝，反而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好在这一次太后刘娥没有象武则天那样严厉处罚他，但第二年范仲淹自请离京到地方上任职。刘娥死后仁宗又召他回京任职，这时候很多大臣都向仁宗上奏刘娥的罪过，请求仁宗降罪刘娥。这时范仲淹却上奏说刘娥养护仁宗有功，建议朝廷要掩饰她的过失，维护她的名誉。
第二件事：反对宋仁宗废郭皇后，得罪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
郭皇后是宋仁宗第一个皇后，她是节度使郭崇的女儿，又是在太后刘娥的支持下当上皇后的，宋仁宗不喜欢她。郭皇后仗着有刘太后撑腰，性格十分妒忌，并派人严密监视宋仁宗的行踪，使他不得亲近其他宫女妃嫔，宋仁宗心中十分愤怒，但有刘太后在却不敢明说。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便不理郭皇后了，但她却不知道收敛，反而醋意大发，经常对仁宗的宠妃尚氏、杨氏破口大骂。一次宋仁宗正在尚氏那郭皇后赶到，二人起争执，郭皇后举扇打尚氏，仁宗上前救尚氏，结果郭皇后收不住手，扇子打在仁宗的脖子上，宋仁宗大怒要废掉郭皇后。
这事被宰相吕夷简知道了，吕夷简与郭皇后有间隙，便以郭皇后无子为名上奏支持宋仁宗废掉郭皇后。这时候范仲淹又反对宋仁宗废后，说废立皇后事关朝局，请仁宗收回成命，后来又联合十几名大臣求见仁宗，仁宗让吕夷简与他们解释，结果吕夷简被范仲淹辩得理屈词穷，无以为对。最后宋仁宗废后决心已定，将范仲淹等一干人都贬出了京。
第三件事：弹劾吕夷简引起景祐党争，再次被贬出京，后来西北党项族李元昊叛宋自立，范仲淹又到西北抗击西夏
景祐三年，范仲淹在开封府知府任上时，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这次事件引起大范围党争，被称为景祐党争，范仲淹又被贬出京，出京时大臣们畏惧吕夷简的势力，竟无人敢送。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了相，有很多大臣上书替范仲淹辩白，这又引起另一派人的争论，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最仁宗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1038年，西北军阀党项人李元昊叛宋独立建立西夏，大举进犯宋境，宋仁宗又起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抗击西夏。在西北的几年内范仲淹与韩琦等将领共同抗击西夏，取得很大的战功，最终迫使西夏求和。当时西北有民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西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第四件事：庆历新政得罪守旧派朝臣和既得利益集团
庆历三年，西夏同宋朝完成“庆历议和”后，范仲淹被宋仁宗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时候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很严重，宋仁宗欲改除朝廷弊病，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便任用范仲淹、富弼等实施改革。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到庆历五年，反对声愈加激烈，宗室、勋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都加入到反对的行列中，宋仁宗改革向决心开始动摇，范仲淹请求辞去参知政事一职，外放到邠州，后来又到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改革人士的离去，实施近一年的庆历新政停止，改革失败。
这一次改革失败使宋朝去中兴的机会，若是这次改革成功，便不会再有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晚期也不会陷入新旧两党斗争的恶性循环，也不至于很快灭亡。范仲淹这一次离开京后没有再回京任职，先后到邠州、邓州、杭州任职，最后死在赴颍州的路上。
范仲淹是个以“天下为公”的人，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实地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但范仲淹过于耿直，他一生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信条，屡次直言上谏，多次遭贬出京。比较幸运的是他生在了北宋，这是一个对文人士大夫十分宽容的时代，而且遇到了宋仁宗，若是生在别的朝代，早就死几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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